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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漂洋過海的海商身影
          2019-04-29 10:17 來源: 海南日報 編輯: 符彩燕 【字體:   打印

          漂洋過海的海商身影


          《南海更路經》是千百年來海南人民在南海航行的經驗總結,也是海南對外交流的見證。海南日報記者 宋國強 攝


          黃學校老家現存的黃學校畫像。海南日報記者 陳德雄 攝


          在黃學校的舊居中,當年他購置的用印度花梨木制作的家具。海南日報記者 陳德雄 攝

          文\海南日報記者 杜穎

          時光的指針撥向歷史的深處,數百年傳承下來的《更路簿》,為來往于南沙的漁民提供航海的秘笈。漁船游刃有余地航行在惡浪險灘之中,一條條海上航線,不僅成為捕撈業的黃金水道,也興旺了海上貿易的絲綢之路。

          公元6世紀至19世紀,水道興起并日益繁忙,或為開發,或為交易,或為探路,大量海南漁民不但從事捕撈業,也使海上貿易愈加發達起來,“一帶一路”之上,閃現著海南商人的身影。是的,海南商人因海而生,依海而長,古代海上絲綢之路的海南商人,越重洋、探商路,與世界做起了生意。

          海絲路上的海商

          若要說古時海南的商貿,繞不開冼夫人對海南的影響,冼氏家族與南海貿易關系密切。唐代中葉,海上絲路取代陸上絲路成為通往西方的主道。船舶從廣州啟航穿越海南島東部海面,在海南東南部停船以補給船上生活之需,海南島承擔著中轉補給、航線定向和避風港作用。海南島地位的提升,有力促進了海南商人的興起。

          關注海南商人發展史的廣東中國經濟史研究會會長葉顯恩認為,冼氏“世為南越首領”,唐代初期,馮冼氏勢力更達頂峰。從珠三角沿著南海北緣經雷州半島至廣西東南部,從事南海貿易,馮冼家族富極一時。武則天朝,馮冼家族趨向式微,但其后裔如馮崇債、馮若芳,仍然是地方帥臣豪酋。馮崇債,位居臨振郡(別稱崖州,今三亞市西北)別駕,因商而豪富。他同日本商人已有來往,對有意赴日之行的鑒真和尚格外有興趣。公元748年,當鑒真一行到振州(今三亞市)江口泊舟,馮崇債派400多名士卒到碼頭恭迎,并在郡城傾情接待。馮若芳,萬安州大首領。當鑒真一行來到萬州時,他恭請入住其家,供養三日。此外,他同阿拉伯國家商人多有往來。

          到了16世紀,新大陸的發現,新的大航海時代隨之而來,這一時期加入海上長途販運行列的有海南萬寧的廖瑄、海述祖等人。葉顯恩認為,廖瑄在明中葉就已經馳騁于南海與經大庾嶺的南北水運大通道上,并在這條大通道的南運河商業重鎮東光(今河北滄州)建立商業據點。此地距海南有數千里之遙,非腰纏萬貫巨賈,不能勝任。明代前期的海南商人,應當以廖瑄家族為代表。到了明末,還有海述祖繼之而起,制造巨艦,沖破險阻從事海上貿易。香港城市大學中國文化中心的許競思在《略談海南島海商》一文中也表示,明代以降,海南的海上貿易,廖瑄、海述祖、宋耀如等是其中的代表。近代,文昌的宋耀如先生立志報效祖國,開始在上海進行傳教布道,宣傳民主革命的思想,后轉身出任洋行買辦,成為積資萬貫的富商,他慷慨解囊,以積攢的資金贊助革命,以商救國。

          船王黃學校:運出海貨帶回五金年入數萬銀元

          2019年4月,文昌市文教鎮龍塔西村,清末民初的海南船王黃學校的老宅經年如故地矗立在這里,透露著歷史的幽深,五棟相連青磚瓦房的深宅大院,可見當時大戶人家的氣派,氣宇軒昂的門樓,厚重的門板,仿佛在講述曾經的輝煌。

          黃學校一家原來住在文昌東郊,后來搬至此地。黃學校從十多歲就開始隨著東郊的船隊往返南沙捕魚,他雖不識字,但聰明能干。常年從事海上生產,憑借著吃苦耐勞的奮斗精神,到了30多歲,黃學校擁有了一艘屬于自己的大船,當時的大船,多是二桅或三桅風帆船,船上人員少則十二、三人、多則十六、七人。有了船之后,黃學校開始做起了東家,從事南沙捕撈。

          由于設備落后,當時海南漁船作業,主要不是捕魚,而是捕撈其他海產品,主要的生產項目包括網釣魚蝦,撈取公螺(馬蹄螺),采集麒麟菜等等。魚蝦分類鹽漬,麒麟菜加工曬干。除了捕撈這些,還有就是捕撈海參,海參是南海諸島的名貴海產,西沙、南沙群島的海岸礁盤盛產黑尼參、白尼參和梅花參,單個活體達到一二十斤,加工曬干后質優價高,遠銷祖國內地和南洋各地。隨著捕撈業越做越大,頭腦靈活的黃學校逐漸開始更多地從事海上貿易。

          最初,黃學校將南沙捕撈所得的海產品全部運回海南,除食用外,其余出售或交換其他生活必需品。隨著西沙、南沙漁業生產的不斷發展,他的海產品銷售從文昌擴展到海口、廣州等地,后來又拓展到新加坡一帶,從國內市場轉向國際市場。

          一個意外的發現,改變了黃學校的海上貿易模式。有一次,他在商行里看到從印度運來的公螺殼,每一百司馬斤(一司馬斤相當于600克)值光洋(銀元)一百多元,價格如此之高令他十分驚奇。海南的漁民在南沙收獲的公螺殼都是廢棄不用,十分可惜。他便和新加坡一家商行老板黃卓如商量之后,開始組織公螺殼的生產和營運,并逐漸壟斷公螺殼從南沙群島轉運到新加坡出售的業務。

          一艘船可載萬斤公螺殼,往返一趟可得一萬多塊光洋。當時黃學校的船隊有“和安號”“興盛號”和“保安號”,每年海上貿易的收入可獲利三萬多銀元,黃學校也因此發了財。此后,黃學校在海上的生意越做越大,資本也開始逐步向陸地轉移。上世紀30年代末,隨著黃學校的去世,黃家在海上的貿易也漸漸中止。

          海南經濟史研究專家陳光良認為,黃學校是海南近代開發南海諸島漁業資源獲得成功的企業家,他抓住馬蹄螺殼可加工用于飛機機體涂料的市場機遇,及時應變,努力組織漁民開赴南沙群島進行公螺殼生產,并形成一定規模,同時,與信譽好、信息靈的經銷商,建立穩定的銷售渠道,使得該項主營業務經營了30年仍有利可圖,難能可貴。這說明他具備了果斷決策、敢于承擔風險、善于資本經營、合理組織生產、勇于開拓市場的企業家的素質。黃學校家族企業的發展,在海南經濟史上亦可稱得上是一個成功的范例。

          志士林纘統:變法失敗后回鄉探海路

          三亞崖城城東鎮北村的林家老宅,舊墻老門仍在,猶似潛藏著林纘統先生當年的風骨。清咸豐二年(1852),林纘統出生于北村的一個書香世家,自幼接受嚴謹的儒學教育,10歲考取州儒學生員,20歲“郡試”名列第一,被保舉授“八品頂戴”,名傾一時。林纘統天資聰穎,還善解人意。在崖城,他很早就得到了至誠孝敬之名。

          這一時代正是中國社會風起云涌之時,兩廣總督張之洞在廣州創設廣雅書院。課程內容分為“經學、史學、理學、文學”諸科。學生選自廣東、廣西兩省才智出眾者,每省100人,學制3年。但是思想活躍、懷抱救國理想的林纘統并未完成廣雅書院的學業。時值清末戊戌變法前新舊交替,林纘統來到了羊城,得知康有為在萬木草堂講學,遂毅然舍棄廣雅書院奔萬木草堂,專心聽康有為的演講。從此,跟隨康有為走上變法維新之路,后成為了康有為維新變法運動的骨干力量,亦是當時海南地區唯一參加戊戌變法活動的舉人。

          據《中國地域文化通史》記載,在京城參與“戊戌變法”失敗后,他輾轉回到了故鄉,領頭到崖州、陵水、萬寧、瓊海、文昌、瓊山等地游說,并往來于廣東沿海諸縣,向富賈商戶倡議,策劃組織開發西沙漁業事宜。清光緒末年,林纘統在朋友和華僑資助之下,成立開發公司,造船具,募漁工,備用品,多次出航西沙群島漁區作業,雖然因不熟悉海情,最終以失敗告返,但是他的行動還是引發了官方的關注和民間積極參與的熱潮。民國之后,海南島本島的沿海居民逐漸形成了踴躍開發西沙、南沙漁業的熱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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